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兵燹之后百业待兴，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组合，国际形势风云诡谲。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负着重建国家和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事务的艰巨使命。为了更好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以便巩固新生政权和振兴经济，毛主席提出，他需要一个懂得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秘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新华通讯社物色人选。1954年秋，我当时工作的新华通讯社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领导上决定推荐我去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征询我本人的意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方面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感到很兴奋，但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我向领导表示了这种心情，领导同志勉励我说，相信你能努力做好这个工作。于是我便同意了。

　　同年十月的一天，一辆小卧车接我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车子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镌着"静谷"二字，两边还镌刻着一幅对联："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权翠柏，还有些假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三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三间北房是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但他们不常来。安排我住的是三间西房，两明一暗，房中的家具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文件柜。小房间只有一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我住的院子有道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园内的屋脊尽入眼帘。一九五七年后，为了工作的方便，我搬进菊香书屋的东院，这里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二十多米。院里栽种了几棵雪松和其他花木，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常在这里散步。

　　在面见毛泽东之前，毛的秘书田家英找我谈心。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谈了自己多年的工作体会，这使我感到毛泽东对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但我一贯的信念是，组织交给我的工作就要竭尽全力做好。于是，我作好准备，抓紧阅读与研究有关国际形势的文件资料。我和田家英、逢先知多年朝夕相处，以后成了知心的朋友。

　　作为秘书第一次与毛泽东面谈，是1954年11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当时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没有几天。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刚刚在碧波中尽情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泽东，此时兴致极佳，谈笑风生。他问我有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我简要谈到，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幼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通讯社工作直到到主席身边，时年29岁。

　　二十年代初，毛泽东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引发了他的谈兴。他说："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圈。"

　　触及历史，毛泽东谈锋更健："曹锟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于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毛泽东信手拈出一段与话题相关的历史。

　　说到此，毛泽东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我发现，毛泽东每每谈及古来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情怀，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伟气魄。

　　他总喜欢提出问题同我交谈，经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有些问题我一时很难答复。譬如，他提出：你看当前和平的可能性大，还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和平力量大，还是战争力量大?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多些，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些?他总是根据客观形势作出具体分析。在交谈中，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的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备上进行思考。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1957年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

　　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契》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1957年以前我主要分管国际问题。此后，毛泽东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有深远的考虑的。当时，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问题，所以，需要学习，特别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鉴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内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他要求我广收博览，开阔视野，并且"偏重一点理论"上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符合新时期的需要，符合毛泽东工作的需要，做到"于你我都有益"。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要我广泛阅读报刊的理论文章，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

　　他也经常推荐这方面的文章让我阅读。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点，我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毛泽东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实际知识；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以，他不仅提倡读有字之书，而且更提倡读无字之书，所谓读无字之书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五十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我随田家英一同前往。当时我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我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我们这次访问了原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屏等地。这次调查，我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

　　还毛泽东真貌

　　李志绥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对于毛泽东的病历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李志绥的所谓回忆，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总有不少假的东西，甚至有意以假乱真，将莫须有的东西精心加工，变成为耸人听闻的东西。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

　　1955年"夏季将尽……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随后，李志绥设法"说服"了毛，使他同意检查身体，并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包括鼻腔、上颌窦及额窦、口腔、还有前列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他向毛说明"牙齿是主要问题"，并请牙科医生为毛拔了牙。"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

　　且不说李志绥在1955年根本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没有资格为毛做"全面检查"，仅就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细节来看，也都十分荒唐。

　　李志绥借毛的口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事实上，毛本人早就知道问题出在牙齿上。早在徐涛之前担任毛的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就发现了毛的白血球偏高的问题，并在病历上作了记录。1953年徐涛接任后，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断定是由牙病引起的。徐把结果向毛报告，要毛做一下检查，但毛工作紧张，一直抽不出时间。为了动员毛及早检查治疗，徐涛早在1953年10月向主管中央保健工作的傅连(日章)、黄树则等多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日章)也于1953年10月向中央写了报告。可见，这个"谜"早就解开了，但不是李志绥解开的。

　　李志绥对于毛泽东拔牙作了十分细致的描绘。对于这种描绘，除了毛身边的医护人员等当事人以外，谁能怀疑呢?谁会怀疑呢?但我们一读到这个地方，就感到不对头，书中写的同我们记得的事实完会不一样。

　　为了证实我们的回忆，我们又查阅了当时毛泽东的病历记录，结果与我们的记忆是相符合的。一、李志绥编错了拔牙的时间。病历记载，毛泽东第一次拔牙是在1956年4月，这以前没有拔过牙。李志绥在时间上含糊其词，但从上下文推断，他所说的那次拔牙是在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以后。二、李志绥编错了拔的是哪一颗牙。李说拔的是"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第98页)，病历上记的是"右上方第五个牙"。三、李志绥编错了拔牙的地点。李说是在北京，实际上是在杭州，由张光炎医生(北大医院口腔科主任)拔的。李志绥把这些基本事实都说错了，同样不是因为记忆"失误"，而是因为他在1955年还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这三点，特别是二、三两点，对保健医生说来是不会记错的。

　　他编那些拔牙经过的细节，是为了引出毛泽东对他说什么"英美派万岁"。凭我们对毛泽东的多年了解，这样的话绝不会出自毛的口。毛对医学界中分什么"英美派"、"德日派"、"苏联派"，向来不赞成。毛对徐涛多次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为毛泽东解决失眠的难题，又是李志绥为吹嘘自己医术"高明"、"深得毛的信任"而编造的。他在《回忆录》中说："对我来说，最头痛的难题是毛长年的失眠症。"他建议毛在晚餐前服用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晚餐后再服用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他把毛改服速可眠钠说成是他首次建议的。

　　其实，早从1953年11月起，徐涛已经给毛泽东服用速可眠钠。当时用的是白色粉末状药，装在红色胶囊里，大的为0.1克，小的0.05克(以上都有病历记录)。毛对这种药的作用和效果既很熟悉，又很满意。在李志绥到任以前，毛泽东一直服用速可眠钠和安米妥钠。李志绥接任后，不过继续照过去的办法给毛服用这两种药罢了，哪来什么由于他的"建议"才开始这样做?李志绥之所以利用安眠药问题大作文章，是因为睡眠问题几乎是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顺带澄清一件事，即李志绥对徐涛作保健医生的一些说法。

　　《回忆录》中说："1953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按：指江青)的专职医生。余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在书末的"人物简介"中又说：徐涛"1953至54年间任毛泽东私人医生，后任江青私人医生。"

　　实际上，江青没有资格设专职保健医生。有专职保健医生的，只有中央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徐涛从1953年到1957年5月，一直担任毛的保健医生。1957年5月离开后，还多次回去做保健医生工作。徐涛从来不是江青的保健医生。

　　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利用李志绥所谓"二十二年"保健医生的身分，在毛的生理和健康方面造了许多谣言。就凭这一点，仅仅说李志绥没有医德是不够的，他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丧失了。我们作为保健工作者，本不应该把保健对象的生理和健康状况公诸于世。但是，由于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公开造谣，我们就不得不公开辟谣，而且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泽东的病历，以正视听。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1955年检查了毛的前列腺，作了前列腺按摩。

　　且不说着当时李志绥还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没有为毛泽东检查前列腺的机会，就是别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作这种检查。毛的一生中，直到老年，没有这方面的病状。我们仔细查阅了毛泽东的病历和会诊记录。泌尿科专家曾多次为毛检查身体和会诊，但从来没有哪一位专家给毛作过前列腺的检查，更没有作过前列腺按摩，病历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过了两天"，"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谁也没有给毛查过前列腺，怎么会有检查结果出来呢?不但有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他没有生育能力"的结论，这不是荒唐吗?

　　关于毛泽东有没有生育能力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单就李志绥讲述的"结论"得出的经过，就能看出他的破绽。李志绥在书中说："我作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从医学上来说，如果李志绥真的作了前列腺按摩，能得到一些液体，那也主要是前列腺液。但只有对精液检查，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判断才有价值。何况，李志绥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化验仪器，如何进行化验呢?

　　我们曾向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当年曾给毛泽东会诊过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请教。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他还曾担任过周恩来的医疗组组长。他说："前列腺按摩得到的主要是前列腺液，偶尔可能带些精囊液，而精囊液不是精液。要确定男性有无生育能力，主要是根据真正的精液检查，仅靠前列腺按摩得到的液体，不可能作出有无生育能力的结论。"他还说，他从未给毛泽东作过前列腺检查。我们查阅了毛泽东病历中的全部化验报告，没有见过一张关于"前列腺按摩液"或"精液"这一类的化验报告单。

　　对毛泽东进行稍有一点特殊性的检查，都要向上级报告，而李志绥最怕负责任，如果真有检查前列腺以及有无生育能力的事，他是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的。我们特地向当时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的黄树则询问。黄说："李志绥没向我报告过。"我们又问汪东兴。他说："李志绥没有向我报告过，我没有听说作过这种检查。"

　　李志绥没有作过这种检查，毛泽东无需作这种检查，根本也不可能让他作这种检查。那么，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这一档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没有生育能力"为他们诬蔑毛"性放纵"等制造"根据"。

　　李志绥还造谣说毛泽东患有"滴虫病"，这同样是出于对毛泽东进行诬蔑的目的。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作医务工作多年，十分清楚地了解，毛绝未患过什么滴虫病。

　　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把积累了有几十年的、堆起来有几米高的毛泽东的病历翻了不止一遍，把包括李志绥在内的毛的所有保健医生所开具的化验单，和包括李志绥及专家们所记载的病历记录(直到1976年9月9日毛逝世为止)，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查阅，没有见到任何有关滴虫病的症状的记录。在数以千计的详细的化验报告中(也是直到1976年9月9日毛逝世为止)，没有见到一张关于滴虫病检查的化验报告单。

　　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读者指出，李志绥《回忆录》中文版凭空说毛患有滴虫病，英文版却不讲什么滴虫病，而诬蔑毛患有"性病"。黎安友的《前言》，在中英文两种版本中也是如此。"滴虫病"(Trichomoniasis)只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与"性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疾病，这是常识。李志绥一伙在两个版本中玩弄这样的手法，正好反映出他们心虚，不敢在中国读者面前造毛泽东"患性病"的谣言!

　　李志绥没有作过这种检查，毛泽东无需作这种检查，根本也不可能让他作这种检查。那么，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这一档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没有生育能力"为他们诬蔑毛"性放纵"等制造"根据"。

　　李志绥还造谣说毛泽东患有"滴虫病"，这同样是出于对毛泽东进行诬蔑的目的。

　　毛的生死观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按：指毛泽东)相信一些长寿药，也想寻求这类药。""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

　　这又是荒唐的编造。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他多次向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要是还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对待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跟吴旭君也多次谈过。1963年12月，罗荣恒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过："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

　　又有一次，毛跟吴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回忆录》编造了那么多假东西，其中还有一个所谓毛与什么"女友"的关系问题。有的竟说成是吴旭君告诉李志绥的。

　　在这里，吴旭君郑重声明，李志绥从来没有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也从来没有回答过李志绥这样的问题。李志绥编造四人"大被同眠"，简直是下流无耻。毛泽东的不少生活习惯，人们都已熟知了。他睡觉只盖毛巾被，春夏秋冬四季如此，随着气候的变化只不过多两条少两条罢了，根本不用什么"大被"。他睡的床，五分之三的地方堆着高高摞起的书，睡觉的地方只有五分之二，历来如此，怎么可能睡上四个人呢?真是天方夜谭!李志绥居然编出这些奇闻，还对吴旭君进行栽赃，真是太卑鄙了!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同他接触和交谈比较多，对他的为人和生活是相当了解的。

　　毛泽东对女同志一向十分尊重，对待女同志(当然对待男同志也是一样)，不论老、中、青，他都很讲礼貌。他说过："我历来尊重女性，支持弱者。"

　　毛泽东很喜欢和年轻人交谈与交往，无论男女都一样。他认为年轻人思想单纯，不世故，热情活跃，肯讲真话，通过他们可以了解青年人的思想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不关门、不插门、不上锁。毛泽东的个人私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

　　毛泽东逝世场面的实况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自己是毛泽东医疗组组长，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在抢救毛泽东以至在保护遗体时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最为人惊讶的是关于毛泽东临终前还执住他的手问"我还有救吗?"的描述。熟悉毛泽东保健以至抢救过程的吴旭君护士长则旁征博引地反驳李志绥，确证李志绥在抢救毛泽东时根本不在场。

　　李志绥《回忆录》说："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1976年毛去世为止……为时二十二年。"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毛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从1974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作保健医生)。参加医疗组的还有北京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洁，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医学科学院院长、沁尿科专家吴阶平，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荫祥等。

　　周恩来很重视医疗组的工作，后来决定由吴洁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第二次医疗组，是在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李志绥不是医疗组组长，他只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这时吴旭君已经不在毛身边工作。有关这次医疗组的情况，她和徐涛访问了几位当年参加医疗工作的主要专家。

　　王新德(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至毛去世为止)说："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

　　方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到毛去世为止)说："不清楚，没听说医疗组长的名称。"

　　那么，在医疗组大会诊中，关于诊断、治疗、抢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见，如何决定治疗方案，如何进行抢救，由谁确定医嘱?经多方了解访问后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两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黄克维(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泗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在以心血管内科为主的三个专家小组里，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教授)，陶桓乐(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方圻三位是分组组长，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内科专家组的成员。总负责是陶寿淇。这些人都是第二次医疗组的专家成员。

　　方圻说："陶寿淇、陶桓乐和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由我、陶寿淇、陶桓乐三个人各领一组人值班，三组人倒班。最后的医嘱，由陶寿淇说定，护士记录，执行。我有时在这边，有时在心电图处监护，我在主席床头右手，另外王新德、高日新等专家都在。"

　　专家们都没有提到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那么，李志绥在医疗组中起些什么作用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绘成医疗业务的决策人与领导人。不妨再听听医疗专家们是如何评说的。

　　方圻说："主席的病情我们向李志绥讲，需要向外单位送查化验，或者对外面联系一些事情，还有医疗组内的分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医务行政方面。在主席的医疗、抢救等业务工作上，他不起什么作用。"

　　陶寿淇说："当讨论主席病情时，都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发表意见，李志绥只坐在后边，不参加讨论，不发表意见。由专家们讨论决定治疗方案与下达医嘱。"

　　王新德说："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

　　把这些话归纳起来看，在整个医疗组的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在医疗业务上，主要由各有关科专家负责，李志绥不起什么作用。他分管的只是医务行政工作。这同李志绥在书中所吹嘘的情况就有天壤之别了。

　　毛晚年有两次病情危重：一次是1972年，《回忆录》中编排了好长的一段毛、李对话，其中毛问李："你看我还有救吗?"另一次是1976年9月9日零时，毛临终前十分钟，《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其中有张玉凤向李的"传话"："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请读者注意，这两次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1972年那一次，吴旭君守护在毛的身边，没有听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两次参加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现今绝大部分都还健在，他们谁也没有听见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从来就把生死看着是自然规律，对死无所畏惧。1976年在他病危的时候，多种严重疾病同时向他袭来，他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的。但他仍像平时一样，关心国事，酷爱读书。

　　李志绥的《回忆录》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李志绥在毛泽东临终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李和他的同伙们，把这个事看得很重，在《序幕》里写了，还觉得不够，到书尾又大书特书。既然如此，我们也多花点力气来弄清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听听一直坚持在抢救第一线的医学专家们对当时情况是怎样说的。

　　方圻说："1976年6月23日我刚从日内瓦回到北京。到家后就立刻去了中南海。有时我给毛主席读读唐诗，读过几次，后来就不读了。那时他讲话也不清楚，我也听不懂。他要什么东西，就用红铅笔在纸上写字，我们也看不懂。那是在老游泳池住地。唐山地震后，7月29日就搬到202号楼。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写字条了。李志绥说的不是事实。在9月8日，毛主席的血压就下降了，我们拼命给升压药，又怕血管收缩过分，同时给血管扩张药，吸气，由高日薪教授作辅助呼吸。9月8日晚，血压仍在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那时已经不行了，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心电，已没有明显的心跳动了。那时只有我们进行抢救的一些人在毛主席的旁边，李志绥不在身边。到9月9日零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他不可能提什么问题了，也不可能让人去叫李志绥。"

　　陶寿淇和姜泗长都说："9月8日下午四时，毛主席已插着鼻咽管，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李志绥在《回忆录》上说他拉着毛泽东的手，那是假的，根本没有，他胡说八道。"

　　王新德说："李志绥说的不对，9月8日晚大约在六七点钟，毛主席血压下降，陶桓乐教授决定给用升血压药，那时主席已不大知道事了。从这时间到去世，其间有五六个小时，毛主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根本不可能找李志绥说话。李志绥说那时他拉着毛泽东的手，没那回事，根本就没有!李志绥当时就没有在毛主席的床边，他怎么会拉着毛主席的手?最后毛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宣布毛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汪东兴是9月8日代表中央值班的成员之一。他对医疗组进行的抢救，以及当时的整个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他说："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是假的，9月8日晚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连续抢救四个多小时，直到去世也没醒过来。李志绥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动手。9月9日零点，毛主席怎么能叫李志绥到床前讲话，问还有没有救呢?"

　　再让我们看一看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证。这是毛泽东临终前，在医疗组进行抢救过程中，由医疗组专家成员的总负责人陶寿淇所作的医疗抢救记录，现摘抄如下：

　　9月8日晚上20时5分，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20时30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20时55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21时44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22时15分，血压降至80/58(mmHg)。

　　23时15分，进入昏迷状态。

　　23时44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9月9日零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零时6分，自由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10分，心跳停止。

　　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枝、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现在，我们再看看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怎样描写的：

　　"1976年9月9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挠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耦斋赶到。""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9月9日零时十分。"(第5、6、7、9页)

　　《回忆录》作者们的这段"深刻入微"(黎安友语)而且活龙活现的描写，是很能欺骗一些人的。要不是众多的(不是一个人)、最具权威的当事人的证言，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的病历记录出来作证，似乎历史就只能按照李志绥一类人的主观意志来剪裁了。

　　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既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在毛的身旁。《回忆录》这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鬼话。请想一想，9月8日晚上8点半毛泽东已经"四肢发凉，神志模糊"；8点55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11点15分，"进入昏迷状态"；11点44分，"瞳孔散大"。人都昏迷了，还能问"有没有救"?瞳孔都散大了，还会"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还会"两眼顿时露出了了刹那的喜悦光彩"?不知道李志绥凭哪来这种神奇的本事，能从毛泽东已经瞳孔散大的眼睛里，看到毛泽东露出的喜悦光彩?

　　李志绥们造假，这一条是铁板钉钉了，任何抵赖也无济于事。

　　《回忆录》在对毛泽东逝世的全过程作了描写之后，紧接着一句话，就是："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我们说，对全过程的整个描写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遗体保护过程

　　我们还想谈谈"遗体保护组"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编造了许多假东西，一并予以揭穿。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我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从全国大的医学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学等专业调来研究人员二十多人参加工作。""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保存遗体的方法，但马上发觉行不通。""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尔马林灌注法。"这段描写也很"深刻入微"，但很遗憾，也是假的。

　　为弄清真相，我们访问了三位重要当事人。一位是吴阶平，一位是黄树则，一位是徐静。

　　吴阶平说："毛主席逝世后，确定遗体长期保存供瞻仰，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由谷牧副总理领导，下设纪念堂建筑组、水晶棺制作组、遗体保护组、机电组等。每周开会由各组汇报工作，协调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遗体保护组，由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

　　"在原新疆办事处进行研究讨论保护的技术措施，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遗体现场的工作，由保护组的负责人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按：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三人24小时轮流值班，直至遗体移入纪念堂。李志绥从未在遗体保护组参加过遗体保护术工作，从未参加过国务院专门办公室的汇报讨论，也从未参加过遗体现场的值班。"

　　黄树则说："遗体保护组开始由刘湘屏(当时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后来谢富治出了问题，谷牧副总理说，刘湘屏不能负责了，由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来主持。"

　　徐静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研究室第一副主任，组织学讲师，后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她对我们说："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是中央交给卫生部，开头由卫生部长主持，后来由黄树则领导、组织科研人员来完成的。李志绥参加了遗体保护组，但他并不懂得遗体保护技术。遗体保护任务的全部工作，从提出研究方案，到实施研究方案，到在毛主席遗体旁值班，李志绥一项也未参加。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毛的外形大变，'将准备好的中山装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是量好尺寸，赶制了一套中山装给毛主席的遗体穿上的。"

　　"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

　　对这次会见的一些情况，吴旭君记得很清楚。……那时，他因病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久坐了。起床后，吴安排他坐好，就一路小跑地去告诉张玉凤，因为会见时由她负责搀扶毛。又跑去告诉周福明(毛的卫士)，去给毛刮胡子、理发，把会见大厅(也就是毛的书房)和茶水准备好。吴又跑去值班室，通知毛的近身警卫李连庆，叫他通知汪东兴、张耀祠、徐业夫(秘书)和门卫，又通知了管理员吴连登(他做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多年，毛病重时，他对饮食、生活物品供应等都十分尽心)准备点食物，因担心毛在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吴又跑去医疗组，告诉他们毛要立刻会见尼克松，请专家们待命。

　　吴赶回毛的卧室，把他扶到会见大厅让他坐好，再到医疗组所在的地方，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用物。那时看见李志绥也在那里。李一直没有去游泳池门口，尼克松和周恩来到底几点几分才能来到游泳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回忆录》却说："尼克松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这是不可能的。这次外交会见与李志绥毫不相关。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尼克松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领他到毛的书房。"

　　我们又问了当时在场的汪东兴。他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照李志绥的说法，好像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没有那回事。尼克松来到主席住地门前，周总理在门口迎接，周总理让我也在门口，负责安全警卫，李连庆(毛的住地警卫)站在另一边。尼克松车子过来时，周总理指示让尼克松的警卫陪同人员不要来。我立即通知我们的警卫，让尼克松的警卫人员等在怀仁堂休息。李志绥当时不在。尼克松来到时，是周总理陪同尼克松进入毛主席书房的。礼宾司有韩叙、王海容，翻译是唐闻生。我在大门口，连我都没有进书房，李志绥怎么能陪尼克松进去呢?去他的吧!"

　　我们还访问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都是在场的第一见证人。

　　王海容，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有关基辛格秘密来访和尼克松正式访华的许多事情，周恩来都是直接交给她办理的。当时毛泽东会见外宾，她一般都在场。她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门口迎接尼克松总统，并陪同他进入毛主席的书房。礼宾司由韩叙(礼宾司司长)和我陪同会见，还有外交部的翻译唐闻生。我协助唐闻生的工作，为会谈作记录。汪东兴同志在门口负责指挥安全警卫工作。李志绥不在场，谈不上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唐闻生回忆说："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我担任英文翻译。尼克松一行到达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游泳池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在大门口迎接。周恩来总理陪尼克松进入大门，经过走廊和值班室，再进入毛主席会见外宾的大厅。我和王海容随同进入。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扶他站起来迎客。我当时看见吴旭君和周福明站在值班室门口，但是没有看到李志绥。"

　　毛泽东会见外国国家元首，外交部礼宾司有一整套接待规格。按外交礼节，只有周恩来总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去迎接对方国家元首，这是基本常识。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进行外事活动，体质很弱。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作为保健医生的李志绥，此时此刻也只能在医疗组所在地一起待命。可是照《回忆录》的描写，他却置

　　本身职责于不顾，而去做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的、不应当也不可能由他去做的事情--到大门口去迎接外国国家元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回忆录》这是胡诌了一些什么呀?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书房和内走廊只以帏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

　　这只能骗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其实，游泳池同会见大厅之间有一个五六米宽的内走廊，一侧不但有帏幔相隔，帏幔后还有厚墙和关闭的房门，另一侧还有一道高大结实的金属框玻璃墙。关上玻璃墙上的门以后，李志绥在游泳池的这一边，根本不可能听到大厅内的声音。李志绥就是想去偷听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有严格的警卫和外事保密纪律。

　　王海容说："毛主席不喜欢对话的人说话声音过大，他曾批评过我：'你说话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所以那天与尼克松会谈时，毛主席的声音、翻译的声音都不大。我也知道大厅外面有个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过去还有游泳池的玻璃门，李志绥说他在外面听到了'所有的谈话'，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时，除规定在场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敢在附近偷听。当时只有吴旭君为了了解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曾经隔着会谈大厅的大门从缝隙去观察过四次，看毛的神情、体态、语音等，以防有意外变化，在书房里根本没有看到过李志绥的影子。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送走尼克松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么样。我说，脉搏跳得很好。毛问我：'你听到我和尼克松的谈话了吗?'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下面紧接着的还有李编造的毛的讲话，共三行，这里从略。

　　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结束，客人要走的时候，吴旭君在场。为了避开摄影摄像镜头(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纪律，除非因工作无法躲开，一般都要想尽办法远离镜头)，她站在旁边，由张玉凤搀扶毛泽东送走客人。然后她和张玉凤一起把毛送回座位，把会客厅里用不着的灯光都关了，让他休息。这次会见，从下午2点40分开始，原定谈15分钟，后来毛决定延长到1小时零5分。会谈结束时已经是将近4点了。毛确已十分劳累，吴、张让他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然后请他上床休息。在这段时间，一直到上床以后，他绝对需要安静与休息。《回忆录》的作者们，为了抬高李志绥的身价，强化这本《回忆录》的政治性，凭空捏造出会见后毛、李的一大段对话。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难道是合情理的吗?当时李志绥根本没有和毛泽东见面，吴旭君和张玉凤一直在旁照顾着毛。毛会见外宾后，从来不会向身边工作人员去询问谈得怎么样，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习惯。所谓毛泽东对尼克松的那段"评论"，就同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一样，统统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